人 涉 卬 否

        同样一个好苹果，放在西方历史中就是基因优秀的结果，放在中国历史中就是凑巧的表面现象。这就是当今民逗公共知识分子们在看待中国一切事物时的根本逻辑。由此逻辑出发，他们人人怀揣着西方梦，以无比虔诚的心描绘着中国人的卑微与丑恶，受宠若惊地接受着西大人的温情与颔首。同时，却还摆出超越国家、客观中立的姿态，一副幼稚却不可一世的样子。

        昨晚，和老公去当今令某些中国知识分子心驰神往的圣地“费正清研究中心”见识了一下一个叫艾晓明的人2006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原纪事》。河南省于90年代中后期由于卖血造成的大量艾滋病感染，这个问题想必大家都知道。纪录片以高耀洁为主打，采访了多位患者，涉及医疗、上访等问题。对这些，是个中国人都知道有问题，中国90年代经济刚起步时的乱象我可以想见，当地地方政府粗糙野蛮、破绽百出的治理方式我也可以想见。

        面对镜头中患者对Aids的绝望痛苦，老人对逝去子女的老泪纵横，看片的人不乏唉声叹气。尽管我用理智想，大家是在为患者本身争取说法和赔偿加油鼓劲，但明摆的事实是，这些镜头更多是为了印证专制独裁，印证中国是人间地狱，印证西方才是人间天堂，印证高耀洁为什么此时此刻终于来到了美利坚进行她的写作。。。

        那么，那些患病农民呢？这其实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正如放片结束后，唯有一个老太太提了个问题：“片子是06年拍的，我想知道那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那位女性主持人尴尬地说不清楚，随后又有一个来此进修的香港女记者说也不清楚，但是情况应该比以前好一些了，但是他们还是只能等死云云（是啊，哪个Aids病患又不是等死呢……）。那么，他们关心什么呢？也许，他们只关心怎样的镜头和剪辑可以最大笔法地印证至今不歇的西方意识形态斗争之伟大正义，所以总是出现诸如毛像的镜头。对毛的妖魔化，以及连带着对中国历史、甚至中国人的妖魔化，这一西方世界冷战以来保卫自己国家利益做出的战略宣传，终于在今天产生了它的效应，它与中国人晚清以来最成问题的全盘西化主义遥相呼应，最终变成了一部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自卑自贱情结。

        高唱反专制、抢占道德制高点是文艺工作者暴得大名的捷径。什么脑子不用动，就会有无数喝彩与拥戴。可纵览这些人物，几个是真正在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着踏踏实实的事情的？西大人只对吹捧他们这些文艺大人物感兴趣，至于中国农民过得好不好跟他们绝不相干的。民逗们只对以美化西方的方式来渲染中国的丑感兴趣，至于如何以自信自强的中国国民身份积极参议实践政治生活、如何为中国陷入官僚资本主义涡轮中心的农村问题出策出力，这跟他们是绝不相干的。只要他们的艺术瓜子儿、他们的纪录片、他们的文字，让西大人喜逐颜开了，他们的事就成功了。

        然而，任何优良的政治生活，从来只可能建立于一国自信自强的国民之上。聪明的老百姓心里明白，日子是自己过，中国人的事情只能靠中国人自己。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不明白呢。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德国2010年下半年度最具争议的萨哈岑新书《自掘坟墓的德国：我们如何陷祖国于绝境》（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道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蒂洛·萨哈岑（Thilo Sarrazin）是个国民经济学专业出身的职业政客，由于他在这本书中公开批评伊斯兰移民融入德国社会的意识不够、煽动民族对立情绪，而被德国社民党（SPD）开除党籍，并被迫辞去国家银行董事职务。虽然在德国社会，任何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味的言论都会由于“政治不正确”而被视作禁忌，但是这一次，与强硬的官方态度和奉行政治正确路线的媒体立场截然相反的是，民意调查显示有近80%的德国人对萨氏表示同情、甚至有人封其为敢说真话的“人民英雄”、并倡议组建“萨哈岑党”。而此书出版仅两个月就再版十四次、售出逾千万册的冠军销售记录，也宣告了萨哈岑才是这场政治宣传中的最大赢家。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又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移民融合政策话题。而如果仔细看看萨氏反对德国移民政策的论证，就会发现这背后还有两个问题尚待追问：一、萨氏所感受到的德国社会活力普遍衰退是否就该归咎於伊斯兰移民；二、大学教育之首要目标是否就只是国家经济增长。而最后的问题归结还是，现代人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不同民族、宗教、文明间的差异、甚至冲突？

       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萨哈岑所代表的广大德国人所愿意关心的。面对德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锐降的现实，这位有着35年从政经验的作者直言，德国未来经济发展将由于没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人口而遭遇瓶颈，因为与高素质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两项指标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无法令人乐观。目前，每十个德国人中就有一个人正在依靠政府救济金生活，然而政府针对这部分人群所采取的长期失业者救济金制度（Hartz IV）和鼓励失业者再就业措施，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再就业问题，反而还助长了救济金申领者懒惰、不思进取的习气。而针对这部份人群的再教育培训也收效甚微，因为贫困人群一般学习能力也不高、而且缺乏进取心。其次，近年来德国学生学习能力持续下降——比如高中毕业生里只有不到10%的学生具有学习数学专业的基本能力，PISA测试中排名靠后等等——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具有足够智力天赋和学习主动性的学生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则在于教学过分重视社会能力而不再以成绩为导向。而所有这些问题则滥觞于德国的移民政策。德国四十年来目的在于减缓出生率降低速度的移民政策吸引来的大都是来自前南斯拉夫、土耳其、近东及中东、以及非洲地区的移民，与其他融入程度高的东欧移民、学习工作能力强的东亚移民相比，这些移民是出生率最高、但却是受教育程度最低、融入意识最低的群体，而且他们在德国出生的下一代也并没有显示出好转的迹象。萨氏甚至尖酸地说：“我们所缺少的，我们却用土耳其安塔利亚农民、巴勒斯坦战争难民和非洲撒哈拉难民来填补”(P.304)。所以，欲避免德国走入坟墓，首先就应当减少来自土耳其等国的移民数量，并提高移民家庭成员在语言和经济条件方面的准入条件。

       萨氏的论证具有强烈的出身决定论色彩。出身决定论易于为德国人所接受，与德国的教育体制不无关系——因为德国有着极为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而其大学就读率从来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子女多受家庭出身影响选择职业的现象。于是萨氏径直将德国社会活力的普遍衰退归咎於伊斯兰移民，因为他迫切希望通过减少伊斯兰移民以在短期内快速解决问题。为了能让读者认清当前移民政策的重大弊端、从而推动移民政策之彻底改革，他要以出格的种族主义言论来煽动读者对伊斯兰移民的不满情绪，从而有效地动员民众；他亦在书中多次强调德国人聪明勤奋的优良传统以及德国战后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希望藉此唤起德国人已经被“政治正确性”磨灭的民族情感。也正因如此，他完全没有去追问民众学习、工作能力下降的根本原因。他没有看到：一个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其实很难避免民众平庸化、平民化的趋势。伊斯兰移民所导致的底层人口数量增加只是让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而已。就像托克维尔说，民主化在未来发展中好的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极端现象将会日趋减少和消失”，但不太好的一面就是“几乎所有的最高的东西将会逐渐下降，并为中等的东西所取代”，因为上流和下流将被规定为完全平等。而当“平庸”本身似乎也成为了一种“权利”时，那么人类身体中那种向下的惰性便获得了最大的合理化。如果说这样的“平庸化”对于欧洲福利国家来讲只是无伤大雅的“富贵病”的话，那么它在萨哈岑事件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民众在面对文化甚至文明差异时常见的无知和狭隘。而往常标榜“自由”、“平等”的教育却在这里毫无作为。

       而欲解决此问题，则必须对大学教育进行重新定位。萨氏虽然触及了教育问题，但他承认，就像人的定义有很多种，在民主的教育体系中，关于人应该被教育成什么样、采取怎样的教育方法，也存在着太多的争议和矛盾。所以，他只能将此问题搁置，转而指出教育的首要作用在于培养能直接为国家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德国大学中数学、信息、自然科学、技术四类专业学生比例之低而感到恼丧的原因。显然，萨氏的根本暗示仍在于，通常只有中、高阶层出身的孩子才可能具备学习这些专业的能力，而大学入读率极低的伊斯兰移民恐怕更擅长贩卖蔬菜、水果。所以，其有关教育的论证最终仍是指向了伊斯兰移民的素质。到此为止，萨氏已经犯下两个错误：一是用简单割除法来治疗德国业已形成的多民族社会之病；二是以现代科学技术教育来治疗民众心智弱化之疾。不可否认，德国曾经依靠着极为专精的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而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但这种视人为生产工具的教育理念很大程度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排他性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萨氏重又诉诸这条老路，只能说明西方人在面对宗教、文明差异时仍然是束手无策的。须知，教育之“自由”，不仅仅是专业选择、兴趣发展之自由，教育之“平等”，也不仅仅在入学、就业机会之均等；现代教育之真正“自由”、“平等”在于大学生能通过阅读人类诸文明之经典，建立审慎通达之视野、培养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之积极意识、担当传承人类整体文明之使命。

       因此，教育之首要目标乃“人”之完善发展、实现人之真正“自由”，经济发展则应以完善的人心为前提。此目标不明，人们在面对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文明的冲突时，就无法选择恰当的行为。可惜当代西方人早已忘掉了“自由”之本义。回到三百年前，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家所追求的其实就是灵魂之“自由”。而普通人所理解的不受束缚的意志自由，恰恰是在当时最受诟病的一种理解。德国启蒙运动中最早的理性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就指出过，那种赤裸裸的意志自由无非是一种抽象的虚构，而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按照理性行动的意志之能力。这里的理性也完全不是现代人所以为的计算理性，而是一种基于对人类、世界总体洞察的自主性。这样的自由才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由、是人的最高完满状态。而黑格尔则更加无情地讽刺了那种肤浅、抽象的自由概念：“当这种肤浅性最缺乏精神的时候，它就最常谈到精神，当它的谈论最枯燥乏味、鄙俗不堪的时候，它就最常用生命与赋予生命等语，当它表示空虚傲慢这种极端自私的时候，它就最常提起人民这个词”。尽管现代欧洲人自诩为启蒙运动的后裔，可他们其实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自己文明的了解也已变得极为浅薄。这是现代大学学科专业精细划分后的必然后果，例如：在西方，哲学已成为一个极不受重视的专业；在中国，儒学也被肢解，散落于中文、哲学、历史系各处。现代科学知识虽然成倍积长、讯息交通日趋便利，然而文化、文明之间却变得似乎更加难以沟通理解。某些西方学者常拘泥于自己的狭隘视野，在谈到所谓人类共有的人性时竟也觉得空洞抽象，只能说其形式就表现在全球金融市场、互联网、气候变暖、臭氧洞等等。天真的人们寄希望以“世界主义”、“自由主义”这样乏味的词汇来超越宗教冲突、文明差异，但这其实只是轻松地推卸了文明间对话理解所需要的长久努力和高度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大众传媒对诸文明施加的粗暴、野蛮的简化。

       那么现代人应该如何面对宗教、民族、文明差异？对此，西方在早期启蒙运动时对中国经典的引入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1725年，德国启蒙哲学家沃尔夫因为在“论中国人实践哲学的演讲”中宣扬中国人不依靠人格上帝也可以达到道德完满、宣称自己的哲学原理同孔子实践哲学原理一致，而被驱逐出哈勒大学，这是欧洲启蒙运动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事件。对于当时的教权主义之欧洲来说，耶稣传教士对中国道德、政治哲学的引入既令人兴奋、又令人害怕。因为他们告诉欧洲：中国人之有德性的、幸福的生活依靠的不是启示，而是人之理性，理性对私人、公共生活之规定不是通过强迫压制，而是通过经典和实践学习而来。那些传教士相信，中国作为一个比欧洲更好的世界，离上帝之国只差很小的一步。由于早期近代的欧洲知识份子们通常都用拉丁语写作、交流，所以耶稣会士对中国经典的翻译以及书信对当时欧洲知识份子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说，中西文明反倒是在知识分子那里所呈现的最初相遇中获得了比现在更耐心细致的对待。比如在当时最为流行的柏应理《论语》拉丁译文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就被翻译为“战胜自己，回复到最初的理性本质之适度中去，这样就可以获得心的正直与完满”（vincere seipsum, atque ita redire ad primaevum illud temperamentum
naturae rationalis, hoc est obtinuisse cordis innocentiam & perfectionem）。柏应理不仅以“ratio”（理性、原因）为核心词译本、理意义上的“礼”，以“完满”（perfectio）为核心词来译“仁”，而且每一处都会选择不同的定语来尽量准确传达其在该处的含义。抛开其中有的基督教意蕴不说，这比现代英文译本仅仅用“propriety”或者“rites”来译“礼”显然更接近孔子所说“礼”之本义。此外，“礼”一词还能涵括“ius”（法之理）之义。而“perfectio”其实就是西方哲学中对“自由”一词的最高定义，柏应理用“完满”一词（即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来比附“仁”也不可谓不恰当。可惜现代人只知有理性、权利、自由，却全然不知礼、仁为何物。

       其实，一个简单的“仁”字也不是一个抽象的“完满”所能尽释，它需要的是人们在诸文明经典阅读中、在万殊的历史情境下去体认和把握。同样，要想在文明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程子曰：“中字最难识”。而任何一种成熟的文明体，例如中华文明，其核心特质必定是不以别种文明为威胁、而完全以“人之所以为人”来展开其所有内在运思和历史实践的。因此，摒弃固有的“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打破现代文化、政治偏见所已经造成的壁垒，这是现代人在进行跨文明交流时首先应该具备的胆略。而大学若能广泛开展诸文明经典阅读之通识教育，使更多的年轻人变得“通经明史，识体达用”，那么教育就能走出市场化定位和“人”之培养的抵牾状态。这对德国教育而言也是一个课题。可不得不说，在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客的眼里，人无非是一个抽象的个体和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他们只会在意国民生产总值的升降和政策的“政治正确性”。至于去真诚地拷问如何去教育一个真正完善的人，如何真正去促进民族间、文明间的相互理解，避免敌对和仇视，恐怕他们既没有愿力、也没有能力。从这一点看，无论是萨哈岑，还是解雇萨哈岑的德国政府，还是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政府，他们都并无实质区别。而如果人类真有因世界战争而走入坟墓的那一天，那么掘墓者别无他者，正是这些鼠目寸光的政客们。

      《明镜》又开始了铺天盖地的欢呼：中国“头号国家敌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也不知“头号国家敌人”这个封号是谁想出来的，恐怕美利坚合众国又该窃笑了。

       此次结果，据说评委会内部争议也很大，但无论如何，“奖项”颁给刘晓波也是去年年底审判事件的逻辑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个人其实毫无兴趣再评论这件事，但是今天发现去年的旧文又多了不少点击量，料想诺奖一事又引发了国内新一轮的“刘晓波”搜索热情。那么我就来凑个热闹，翻译一篇，让大家看看这篇 老 生 常 谈 的标准外媒报道：

        “对于中国的反对者来说，这是令人愉快的一天。刘晓波获得诺贝尔鼓舞了中国的人权活动分子，让共产主义政权丢尽脸面——但是其强硬的态度表明：其政治不会得到任何改变。

       在中国开始新闻审查之前，这只持续了几秒钟：当CNN和BBC播放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新闻的时候，屏幕突然变黑——尽管只有很少的中国人能收到这节目。

       诺奖评委会的这一向此位中国文学家、哲学家（哲学家？！扯）表示敬意的决议，触到了北京官员的痛处。继达赖喇嘛之后，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第二个获奖者。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他的命运，他的影响已获得国际认可。如此顾及自己声誉的北京政府，又多了一个外交问题。

       然而共产党无法阻止中国人对刘晓波的好奇心——在他的国家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个突然继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得诺奖的人是谁？新闻审查定是费尽力气，才将其作品如此成功地挡在公众视线之外，这也是新闻审查一贯的做法。

       对刘小波的这一表彰不仅鼓舞了‘零八宪章’的签名者——目前应有一万人了——而且还鼓舞了许多为更多正义和法治而斗争的律师、记者和环境保护者。

       北京政府激烈地回应：‘刘晓波违反中国法律、并被中国法院判处服刑的罪犯。他的行为违反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则’，外交部发言人说道，这是对该奖的‘玷污’。

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强硬

        对刘晓波的表彰是对北京政府的一个强烈信号，其在不应回避这个问题：中国是贫弱之国，还没有成熟到尊重普世的人权（扯）。

        尽管中共领导人时或表达决心，在经济改革之后就会有政治转变。但同时他们还多次称，自由选举、独立司法和言论自由并不适合中国。

       中共所理解的政治改革，只限于在党控制下的能更好运转的国家组织体系：少些腐败，少些干扰性的官僚作风，多些效率。

       对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公民权利要求者来说，这个礼拜五是愉快的一天。但是没人敢奢望，这个日子会让北京的共产党立刻相信一个自由、公正的体系所具有的优点。诺贝尔和平奖并不能帮助缅甸人Aung San Suu Kyi，她仍然软禁在家中、不允许参加接下来的选举。达赖喇嘛还无法实现为西藏争取更多自由的愿望（扯）。

       中共国家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会继续强硬。他们会转而指出自己惊人的经济增长指数、和在共产党领导下脱贫的数亿人民——而让刘晓波继续坐牢。

       但这个奖项还是来得晚了，共产党对人权要求者的做法是过分的，‘丑闻’这个词就是对刘晓波长期徒刑的婉转表达。”

           可以说，正陷入经济低潮、愤恨地看着中国崛起的这些欧洲国家，对于这个结果是拍手欢迎的，他们当然很乐意一厢情愿地写出“中国是贫弱之国，还没有成熟到尊重普世的人权”这句话，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就是从19世纪他们欺凌中国开始，他们举着“人权”的大旗想方设法要将中国世世代代踩在脚下才解恨，至于中国的数亿人民脱贫不脱贫——这与他们是毫无关系的。看着这篇充满冷战时期意识形态论调的报道，我，作为广大同样批评自己政府的、忧患国家的普通中国人之一，却有种“被利用“的感觉。这种国际舆论——无论是出于头脑简单、还是处于处心积虑——一方面在“利用”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民生的忧患和努力重建自己国家的热情，另一方面却指着我们的脑门骂我们“不开化”、“被洗脑”，用空洞的“自由”、“人权”这些貌似西方专属的商标掩盖了所有国家间政治斗争之中最真实、真残忍、最血淋淋的东西：你死我活。

       我相信，中国人自己心里最清楚，中国近代的重建之路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西方人（包括中国人自己）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中国人温和、明智的政治和道德哲学如何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鼓舞他们走上启蒙之路，但他们一俟十九世纪有了钢枪铁炮就掉过头来反咬中国人的不开化。其实，不论中国是什么主义，只要中国还不向他们俯首帖耳，那中国就应该永世不得翻身。

       但中国是什么主义呢？经济上赤裸裸的资本主义，政治上——还是共产主义？笑话。——也已经分裂为几个被彻底资本化的利益集团。政府落到如今的国际舆论，也算是其忽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建设的应有之果。到今天，还是只知道封锁、堵塞，连自由主义（甚至是刘晓波这样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这样普通的政治哲学观点也无力直面和应对、只会说些虚以委蛇的话，徒将“民权”、“普世价值”这样的美名拱手送给了一个其实西方传统政治哲学讨论中最具争议的所谓“自由主义”。试问：国之为国，本不就是要其人民有安身立命之所么？中国深厚的政治文明传统对此已经有了很多深刻的解读和实践，与西方的政治传统正可两相对照、互补。可是政客们啊，你们已经愚蠢到忘记了自己的本来职能了，忘记了政治需要的怎样的大智大慧了。所谓“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我们的政客根本就早已经是不学无术了，还能指望明一、察道、通德？

        这次“评奖”，自然是“触到了北京官员的痛处”，但这个“痛处”当然不是空洞虚伪的“自由”、“人权”，而是中国21世纪政治智慧的彻底退化和无能。当我们的网民把youtube、facebook等等上面从未瘙着痒处的反中国言论当做政治教育的精神食粮的时候、当我们的文艺青年把诸如《颐和园》之流的电影当做“中国文艺复兴”的楷模的时候、当我们的艺术家只会把激情和受虐当做“有思想”的代名词的时候、当我们的大学生和我们的农民工只懂得用“Money”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的地方官员警察只会为了仕途、利益去抓捕老百姓的时候、当这个国家的媒体大众只能依靠“娱乐至死的精神”来麻痹自己的时候，这才是真正应该触到北京官员“痛处”的东西。

       遠遠的有位老太太朝我走來。就在我們狹路相逢之際，老太太忽然驚喜地認出站在路牙邊上的一位老爺爺。老爺爺杵著拐杖，正站在一輛小汽車屁股後面無所事事地張望，見著老太太也立馬有了神。他們相互顫顫巍巍地打了招呼，湊得更近了些。我，則適時地成為一個過路人，從他們共同擁有的人生世界里悄悄穿行而過。

       我曾坐在電車里，看著車廂里兩個遠遠相對坐著的孩子，他們漠視周圍所有同樣漠視著的成年人，只對彼此感到極大興趣。他們相互用眼神觀察對方，有不屑，有試探，又有些羞澀，似乎在一個黑白色的空間里置出了一塊彩色。我試圖努力回憶自己，發現世界的寬廣度確實是隨著我們的身高在悄悄變化：在一米高的世界里，目光所及，是被我們圍在中間的幼兒園阿姨的衣角、午飯時往我們小桌上盤裡添菜的長柄大勺、小賣部老奶奶伸進手拿泡泡糖的木邊玻璃柜、坐在矮凳上摟著我的媽媽的膝頭、爸爸的鳳凰牌載重自行車的高高的前杠，還有，還有在大院里做遊戲時，用粉筆畫在一樓誰家窗臺牆裙上面的大圓圈……我總覺得我們的大院特別大，去年回去時，溜達過去一看，不過四五分鐘能走完一圈的家屬大院。只是，那裡很多老樓也都拆了。在中國這三十年成長起來的我們，我想大多數人的童年回憶都已被拆散在了城市的旮旯角角吧。自然，我們也早已進入了一米六、七高的世界，在這里，我們將度過生命中最漫長、最習以為常、然而卻是最迅速的一段。

       人在行將暮年之時，那種經驗於我還是陌生。我猜想，當我老的時候，目光所及，是不是也只有其他的老太太、老爺爺，和他們一起聊天，我才感到最親切、最愉悅？我當然願意和年輕人打招呼、向他們微笑，比如給一個扛著大背包在大街上問路的小夥子指路、請一個虛心好學的學生到家裡來吃頓飯、和一個思維活躍的姑娘討論社會問題、給一個禮貌謙虛的小朋友去一封充滿暖意的電子郵件，啊，當然還有聽自己的孩子有一句沒一句地講生活、工作上的趣聞，最後，當我坐在輪椅上，我也很願意看到他們在遠處恣意地歡呼、歌唱、或者離別、流淚……但他們往往一看到我老去的外貌、蹣跚的步伐，就禮貌地讓路、善意地時刻準備提供幫助，他們和我談話，會注意傾聽、擔心語氣，一旦離開我，他們也許還會有釋放、輕鬆之感。呵呵，誰叫我年輕的時候，也是如此呢。

       到那時候，也許我會常常像現在這樣藉音樂沉浸在回憶里，也許會抓緊不多的每一天繼續讀書、寫字、思考，也許，也許會更願意探望同樣已經衰老的曾經的小朋友們，更願意每天握著那位獨一無二的老爺爺的手，和他在一起，也許就不會有人生猛回頭而愴然的感覺了，因為共同的生活讓暮年的日子更加有厚度、更經得起推敲和回味吧。其實所有忘年交的故事里，那位老主角最後總歸只是那位青年生命進程里的一位過路人，他（她）的意義其實淩駕於真實的生活之上、處於另一個縱向的維度——就像我們也常和故紙堆里的古人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他們彼此的時代雖然相互交錯、但畢竟無法完全重合，真切經驗的建構需要的是成長、變化和折騰。就像古人告訴了我這麼多道理，我還是需要親自踐行才可能真正知曉一樣。當我是年輕人時，老年人等不到看到我的未來；而當我是老年人的時候，年輕人又很難體會我的過去。我們唯一可以共同擁有的，就是經典的智慧吧。但，它雖可以在生活中體會，卻不是可以體會得到的生活。

       到頭來，看著那些年輕人，我也只能說：老矣，老矣。

第一次怀疑

——无神论的幽灵已游荡多久？

文弗里德·施罗德
Winfried Schröder
苣岸 译

（德国《时代》（Die Zeit）2010年9月9日 第58页）

        有些人在无神论中看见的是启蒙运动带来的诅咒——抑或是一种成果。另一些人则认为无神论的幽灵自古代起便在欧洲游荡。无论如何，这种通过论证建立起来的无神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因为只有在欧洲，上帝创世的信仰才遭遇到了哲学家们的反驳。众所周知，无神论之产生乃是世界文化中独一无二的事件。可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无神论何时以及如何兴起，我们却显得一无所知。学术研究对此亦是众说纷纭。人们很容易由此得出印象，无神论之父不止一位：古希腊智者、伊壁鸠鲁、笛卡尔、十七世纪新科学的诸位奠基者、十八世纪法国的唯物论者——抑或甚至是费尔巴哈？

        对上帝存在的怀疑，从来就不曾停止过。早在公元元年以前，诗篇作者便诵到：“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然而人们却总有各种理由变得“愚顽”。十四世纪黑死病时代的所有人都忠实于他们的信仰吗？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这样的猜测也有失严谨。

        另一个问题会更有趣：在早期的无神论文献中，曾提出了哪些反驳上帝存在的理性论据？对此，我们则所知颇多。早期近代的激进地下哲学，也即当时图书馆封禁书架上的那些“秘密文献”，其文本已于近年编辑出版，其中有对无神论的各种论证。说无神论直到十八世纪中期才在法国唯物论者那里出现，是不正确的。已知的关于驳斥上帝存在的最古老文献，由一位匿名哲学家于1659年撰写而成。在这篇名为《复活的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 redivivus）的作品中，这位哲学家指明了三大亚布拉罕宗教的基本预设中存在的矛盾，驳斥了上帝证明，并指出圣经只是不可靠的人类作品。

        无神论的形成，并非有赖于法国启蒙运动中各种反教权主义思潮。因此，“无神论无非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样一种惯常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外，将无神论之兴起归功于现代自然科学的胜利，也是毫无根据的。与此相反：正是那些自然科学家的研究，才使得宗教的基础更加稳固，其中以牛顿最富盛名。在达尔文之前，自然科学都还无法为无神论者提供任何有利辩护。

        這是我在整理照片時無意中注意到的，照片放大顛倒過來，每個小水珠里都呈現一棵樹、一個完整的世界。形狀雖各有不同，歪歪扭扭，但都那麼有靈氣（照片質量請求忽略>.<）。這讓我想起小學自然課考試曾經做過的一道選擇題：陽光透過樹蔭，在地上形成很多什麽形狀的光斑？答案很簡單，那就是太陽的形狀。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我當時躊躇了半天竟還是選錯了。

        我們似乎從小就生活在一個崇尚科學的國度里，比如這樣的一張照片，它首先反映的可能只是一個簡單的光學問題。小學自然課老師鼓勵我們向氣象學家竺可楨學習每天記錄風向、溫度、天氣，因為偉大的科學發現是和堅持不懈的科學觀察密不可分的；我們那時的意識里，成都七中的理科實驗班就是彩虹那端的一個神聖地方，似乎那裡彙聚了天下聰明天才的學生，他們有著過目不忘的本事、高超的解題本領。只是後來，我也進入了那個班級，偶爾享受著率先解出難題的自得和快樂，常常也惜敗于無可挽回的粗心和隨意。但我們誠心誠意沉浸在對宇宙神秘事物知識的讚歎和渴求之中；至於文學詩歌雖也盡力附庸風雅，但那無非是顯示自己IQ的另一種形式。

        現在看來，聰明學生不願意委身文科，這本身就說明了我們教育的失敗。我們的中學文科老師沒有能力向學生展示人文學科之關涉人和國家之根本的意義，到頭來只讓其變成一塊由文字的雕蟲小技和人物年代唯物唯心標準答案堆積而成的毫無懸念可言的區域：“非科學”。在那裡，IQ們當然發現不了自己的價值。到了大學，情況不會變得更好，中國有各種名號的科技大學、有大把頂著“應用”二字的變性文科院系，但能真正開得出文史哲經典基礎課程的學校真是屈指可數。當“于丹”、“說書”、“情商”、“療傷”、“勵志”、“口才”開始在公眾中粗暴地冒名頂替了“人文”二字之後，人文學科長久以來的窘境才剛剛開始展露出來。
 
        我們的時代倒是符合了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導言里的一段話：“現在卻陷入了相反的窘境，意義如此之深地扎根于俗世，以至於它又需要同樣大的力氣再將自己超拔於此。精神顯得如此貧乏，以至於就像沙漠中路人渴望哪怕一滴水一樣，一點點來自神聖性的貧乏感受就能完全滿足它的全部渴求。而精神所滿足的這個地步，恰恰可以衡量出它的損失已然有多么大。”（手頭只有德文版，自己譯文恐略有不同）。這話針對的雖是其時受浪漫主義風潮影響的神學，但也是對當代中國基督宗教之“繁榮”的經典轉世寫照。同樣作為“非科學”，“人文學科”被貌似“神聖”的、私人情緒的東西再次遠遠地、狠狠地甩在了身後。

         而這種情緒都還談不上“學”。我們的社會雖然表面大講“國學”（其實背地里大講西洋“神學”），但都只是適應了人們的某種飢渴的情緒罷了。解渴之後，沒人會把它們當回事兒。“文化”在只能被當做快餐和時尚來即時消費的同時，也讓自己“成功地”徹底滅跡於人的心底。至此，這個社會便是醜態百出、語無倫次、精神分裂、滑天下之大稽。

        這就是我們的崇尚科學的社會。它讓“非科學”沒有了是非對錯，沒有了高低貴賤。“非科學”們你方唱罷我登場，但最後往往都落成了笑話。所以，功底扎實的學院人不願意登場唱戲，結果眼睜睜看著滿地“文化人兒”們跑，可我們的社會還是一點樣子沒變。

        而我的那些親愛的IQ同學們，其中已然有某科技大學的最年輕教授、某佛大學的激光課題成果專利擁有者等等，他們都扎堆於某利堅大國的各個實驗室，專心致志地進行著科學觀察。看看我這句冒著“酸氣”的話，就知道：“科學”和“非科學”之間的誤會還不是單方面的。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很少有人願意獻身人文學科，因為首先那會大大降低被某利堅國名校錄取的機會；其次在中國個人修身再好也兼濟不了天下，政府要職永遠只爲投機小人敞開；最後，沒那個必要熬學問，因為如今在中國當個“文化人兒”和進演藝圈是一個規則和道理。

        可惜了，聰明的中國孩子們，我們的社會耽誤了你們；可惜了，小水珠們，你們每個都本是洞悉世界的精靈，但一場雨過後，你們卻蹤影全無。